围棋与文学大师 川端康成和金庸与围棋的情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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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中国古代,“琴棋书画”往往被视为文人的基本修行内容。这“棋”,自然是指围棋。到了现当代,作家与围棋发生的故事仍然不少。作家活得比较性情,一旦与围棋相遇,很容易深陷其中,难以自拔。比如,川端康成和金庸与围棋的情缘,一生剪不断,理还乱,使人叹为观止。

  职业棋手的棋力,过去以段位论,当下看等级分。如今作家职称也分四个级别,但评定标准就不一定全看水平,还要考虑资历、年头等因素。高傲的纳博科夫喜欢用一二三四评定作家,他对故国俄罗斯感情复杂,曾在大学课堂上有过系统讲授,并结集为《俄罗斯文学讲稿》,不知何故,他死也看不上陀翁,他给出的排位是:第一,托尔斯泰;第二,果戈理;第三,契诃夫;第四,屠格涅夫。然后,他还不忘追加一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嘲弄:“这就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,可想而知,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,想为自己的低分讨个说法。”这当然属于见仁见智。文学界不兴这个,特别是中国作家信奉的是“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”,彼此相安无事。

  据川端康成自己的介绍,小时候,一个机会他看到同学母亲下围棋,从此一生与围棋如胶似漆。一次在火车上,他遇到一位号称会下围棋的美国人,拉着川端下了几盘,都输了,这都没什么,但那个美国人输了棋却一脸的满不在乎,川端很失望,遂得出“美国人没有下围棋的气质”的结论。日本人很重视围棋的胜负,胜负感被他们视为一种道,其间渗透了物哀感。梁实秋对于胜负也很看重,他在《下棋》中谈到,他最不喜欢和太有涵养的人下棋,你杀死他一大块,他无关痛痒,顿时让人索然寡味。

  1938年6月至12月,川端康成作为特约记者,用整整半年时间,跟踪“本因坊秀哉名人围棋引退战”进程,并在报纸连载了观战纪实。这场告别赛是由《东京日日新闻》举办的,比赛吸引了百万民众的密切关注,人们每天都在观察和研究棋赛中的每一步落子。促使川端康成把观战记改写成小说,是一个意外事件:秀哉名人在对弈中突发心脏病,但凭着深 厚的棋道修养,硬是完成了超过肉体承受极限的最后一盘棋。川端从酝酿到完成《名人》,耗费了16载春秋,这部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。

  金庸从围棋里体味出东方文化的神奇与玄妙,这对于他的武侠小说写作,有如神助。金庸说自己“古人最佩服范蠡,今人最佩服吴清源”,最初我有些迷惑,不知这两位相差两千年的人物之间有什么关联,后来明白了,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隐忍坚持的韧性。浙江海宁是金庸的老家,也是著名的围棋之乡,清代出过棋圣范西屏和大国手施襄夏,金庸一直引以为骄傲。他读初中时迷上围棋,相遇那刻,一生缘分遂定。几年后来到重庆考大学,一次,他和同学在茶馆与茶客“手谈”,由他上阵,两位同学观战助威,正下得投入,猛然间想起误了大事,开考已过半小时,忙一身大汗,狼狈地赶到考场,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,破例准许他们进场。金庸一生爱下围棋,悉心研究围棋史料,资助香港围棋发展。他喜欢围棋,爱屋及乌,精心收藏了几十种价格不菲的棋子、棋具,视为珍宝。要知道,金庸的俭省可是出了名的。他一辈子不曾铺张浪费,为买下一个中意的棋盘,却可以“挥金如土”,花掉数百万港币而毫不迟疑。

  日常生活里,金庸与名士棋迷过从甚密,还常常恭请围棋高手为家中座上宾,小学生般聆听其点拨指教,身段低到尘埃里,早已不是新闻。他一生有过多次拜师学艺,最后一次拜的是聂卫平。他拜师可不是走走过场,乐和一下,而是正规,庄重,很有仪式感。拜师过程,他要向老师叩拜,行弟子大礼。聂卫平比金庸小28岁,曾深有感触地回忆当时的拜师场景:“当时金庸先生非要磕头,我说不用,他就给我鞠了三个特别深的躬。”此后许多年里,老先生一直以“师父”相称,聂卫平习惯成自然,不再诚惶诚恐,而是近乎享受了。

  如果作家也有段位建制,川端和金庸无疑应在高段一流行列。川端和金庸当然不会计较作家排位,他们对围棋表现出来的谦卑,虔诚,敬畏,表现出一种文学大师的超迈境界,令人高山仰止。